镜子的遐思

镜子是宗教讲授中使用最多的一件教学用具。许多大师在讲解和传播宗教信仰的道理时总是离不开镜子，也正是通过这件教学用具，我们可以发现各种不同宗教信仰中一些共同的东西。
在禅宗中，五祖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就把心——自己的灵魂比喻成镜子，写下了那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禅诗，表达了自己对灵魂、躯体和品德之间关系的看法。几百年之后，阿博都·巴哈在《已答之问题》这本书中，用现代人的语言讲述了与神秀所领悟的一样的道理。他说：“灵永远不会进入躯体，同样不会离开躯体，它不需要一个栖息之所。灵是与躯体联系在一起，正如光与镜子一般。当镜子洁净完整，灯的光就清晰可见了；反之，镜子盖满灰尘，或有了破损，那光便不见了。”阿博都·巴哈在这里讲的“灵”就是我们所讲的灵魂。灵属于精神世界，而躯体属于物质世界。太阳的光照在镜子上，不能说太阳掉到镜子里了。否则，我们就要犯猴子在水中捞月亮的错误了。
挑战神秀的六祖慧能也写过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借用了神秀镜子的比喻，讲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世界，与物质世界无关的精神世界，一个禅宗里彻底“无我”的境界。无论是神秀、慧能，还是阿博都·巴哈，他们都非常智慧地说出了灵魂最本质的特征，这些都是他们沉思之后的比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写了一个剧本《六月雪》，用现代的方式重现了五祖弘忍与六祖慧能之间的禅门公案。他把禅比作是六月雪，在寒冷的高空是雪花，但六月的雪花落到了地面，雪就不见了，变成了水。水在不同的温度下，它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有时是液体，流动、低下；有时是固体，晶莹剔透；有时是气体……但本质上是同一东西，只是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同样，禅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方式也是不同的。不过，高行健《六月雪》的剧本与原来的传说略有不同的是：慧能带走了五祖的衣钵，神秀带兵追上了慧能，后来神秀与慧能进行了一场辩论，神秀输了，最后在智慧面前低了头，放慧能带上衣钵走了。《六月雪》的剧本也是通过神秀与慧能的这场辩论，进一步说清了作者对禅的理解。
《大学》一书中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说，教育的道理和方法是擦亮自己心中的镜子，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这与柏拉图所说的教育之道是完全吻合的。柏拉图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上天了，在上天获得了所有的知识和美德，过一段时间灵魂重回到人间，把这些东西都忘了，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启发它，唤醒它，把它在上天获得的知识和美德重现出来。这与孔子的“明明德”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要擦亮自己灵魂这面镜子。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觉悟后，教导他的儿子罗罗时就运用了镜子（佛法之镜）给他做比喻  和想象。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个是投影在镜子中虚幻的世界？这成了多少年来人们思考和追问的根本问题，有些比喻可能不一定确切，但这也反映出人们的探索精神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写到这里，我又翻看了一本许多年前购买的周国平的那本《灵魂只能独行》。今天重读这本书，又与几年前看时的感受完全不同。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而区分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宗教徒和俗人。不过，这个区分并非很重要。还有一个比这重要得多的区分，便是有的人相信神圣，有的人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是否相信上帝、佛、真主或别的什么主宰宇宙的神秘力量，往往取决于个人所隶属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甚至取决于个人的某种神秘体验，这是勉强不得的。一个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我也借用许多圣人们反复教导我们时应用过的这个“镜子”比喻来提醒自己：要时时把自己的心灵擦亮、擦干净，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神圣，神圣的阳光才能照到我们的心上，照到我们的灵魂上，我们的心才能获得温暖，我们才能获得爱和正义的品德。

大美无言

2002年，我去威尼斯参加建筑双年展时，建筑评论人方振宁向我介绍说尼康D100是最好的照相机，用普通的镜头可以配在数码照相机的机身上。回到北京打听，没有这款照相机，后来好不容易在香港买到了。
这款照相机，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照相机。不浪费胶卷，是数码的；不浪费电池，不会污染环境，是可充电的电池；可用普通的镜头，反应速度很快。最重要的是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它的储存容量很大，可以放开随便拍，晚上再在电脑上删除、修改。我的照相技术不好，但我的Photoshop技术不错。这发挥了我的优势，避免了我的劣势。从此我随身的包里一直都有这部照相机。
有了这部相机，我才发现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这些东西经过了大脑，又把自己的情感和过去的记忆夹杂在图像中去了。
有了这部相机，我才发现太阳光是多么的美，多么的重要，任何人造光源都比不上太阳光，尤其是早晨的早霞和晚上的余晖。
书本上的知识固然重要，它们是现实生活中规律和经验的总结，但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世界的了解现在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发掘。如果只把世界抽象成书本中的知识，并认为这就是世界和生活的全部，死记硬背，而忽略了身边的现实世界，这样的人，将来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的“书呆子”。书本上的知识是由语言承载的。由此我想到，这些知识必须具备一种可供交流的形态，因此可以被谈论，可以被磋商。通过磋商，很多知识可以成为共识，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基础。有些知识可以带来智力快感，成为游戏。比如代数，把活生生的现实抽象成符号，再让这些符号成为数学模型，关起门研究，在电脑上运算，把研究的结果再来指导千变万化的经济生活。但是代数在人和事物之间设置了过多的中间过程和媒介，没有了人接触事物时的灵感、火花和智慧。有位叫陈景润的数学家在做一个数学游戏叫“哥德巴赫猜想”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年成为许多小学生学习的榜样，包括我在内。那时我们忘记了与其他人的沟通与接触，也忘记了美好的大自然。
这些书本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我们要学习书本上的光学知识，更要直接地感受阳光，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生机、色彩，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美丽投影。要学习书本上的生物知识，更要直接感受大自然中的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的变化，和它生机盎然的生命力。大美无言，只有你的皮肤才能感觉其中的智慧。
一次无目的的西行
2003年3月份，《SOHO小报》要定选题。我建议本期主题写如何看女人。中国在国际化，女人地位也随着变化，快过三八妇女节了，就写一期“如何看女人”。3月8日晚上，张欣请来了许多朋友，有女人，也有洋人，开了一个女人节的PARTY。晚上玩到了很晚，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女人。PARTY结束，张欣为所有女人准备了一份礼物。
早晨6∶00我起床了，开始了计划好久的“西行25°”。
计划这个词，我曾追求过它。工作要有计划性，生活要有计划性。最早计划的事情是早晨起来跑步，每天早晨6∶00起床，跑步30分钟，要把枯燥的动作变成身体和意志的锻炼。很快我就发现，大多数早晨散步和跑步的都是老人，早晨跑步似乎不是让我年轻，而是让我更早地加入到老人的行列中去。于是这个早晨跑步计划就搁浅了。
后来我去了趟日本，发现日本人把每天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分钟都不差，一排就排几个月、半年。回来后，我也学习着排自己的日程，也用了许多工具，如电脑记事本、OUTLOOK等。很快我发现，不排计划的一周过得很慢,排好计划的一周过得很快，因为周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周如何过了，这是在缩短我的生命，最起码在感觉上是在缩短。更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你想见的人和想见你的人，因计划不能见，要往计划里排，排到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他可能不想见你了，你也可能不想见他了，计划变成了成天见一些不想见你、你也不想见的人。生命的质量在下降。所以我干脆为自己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除非重大事件，一般都不要安排计划，给日程留下大量空白和灵活性。
这次西行，我就想少一些计划和目的性，更加随意一些。有人问我：“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我说：“没有。”有人问我：“卖房子去吗？”我说：“没有。”有人问我：“你去访贫问苦吗？”我说：“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
这就是一次没有目的性的西行，就是想出去看一看，看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碰到下葬的，我就去跟着看下葬；碰到结婚的，我就去参加婚礼；如果迷了路就想办法找回来。没有目的性可能会使生命更有新奇和意义。

不对抗的美

在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的“长城脚下的公社”中有一个俱乐部，外墙用熟铁皮做成，在经年的风霜雪雨吹打下，铁不断生锈，变化着不同的颜色。这是一种铁的生命的体现，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对抗的美。这个铁皮俱乐部的设计者是崇尚中国老子思想的韩国建筑师承孝相，他也是体现“贫困美学”理念的朝外SOHO的设计者。
很多人坚持“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总是喜欢在大自然面前逞能。我们这些盖房子的开发商喜欢把房子盖得越高越好，最终大自然一定会让这些房子都塌下来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只是看人自己拆除还是自然倒塌而已，就像船总要沉入海底，人总要死一样。大自然会让铁生锈，我们就刷油刷漆，甚至做成不锈钢；大自然会让木头腐朽，我们就不断给它各种保护，与大自然抗衡，和大自然较劲；人们甚至改变动物和植物的基因，伤害大自然的神经。最终大自然总是给予等量的惩罚，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世界本来不复杂

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没有用的装饰和建筑符号。现代建筑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筑符号，中国的建筑去学习欧陆风情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建筑，我都认为是在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现代建筑中有一种思想叫“极少主义”“少就是多”，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近些年我们盖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极少主义”，尽可能少的线条，尽可能少的色彩。世界本来就不复杂，是人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流水，没有多余的东西和动作。当有多余的东西出现时一定是发生了问题，比如癌症。

中庸是一种境界

《道德经》启示的核心是“平衡”，老子把各种各样的平衡都归纳成阴阳平衡，如何把握平衡的关键点，这也直接诱发产生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受美的吸引，对幸福的追求，是我们人生的动力，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过分，应该走一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人2000多年来用痛苦的磨炼和多年的实践获得的一条宝贵的方法。但我记得在我读初中的年代，正赶上“批林批孔”，刚接触“中庸之道”是在大批判中，只能从反面去了解它。当时，中庸之道被冠上了很多不好听的名词被加以批判，中庸成了“保守”、“不求上进”、“平庸”、“和事佬”、“没有原则”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其实中庸之道是用谦卑对诚实的修正；是用爱心对正义的修正；是用超脱对爱心的修正。中庸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说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是靠冥想、奉献、服务等痛苦的磨炼修出来的。
我突然想到去查查辞典，看辞典上面怎么解释中庸，我发现在“中庸”这个词下面，有一例句，是李大钊先生的《民彝与政治》中的一句话：“判其曲直，辨其诚伪，校其得失，衡其是非，必可修一中庸之道。”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也需要用中庸之道的智慧去平衡。

定期清零

有一位北大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哈佛大学的校长来北京大学时，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年他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然后告诉自己的家人，不要问我去什么地方，我每星期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然后这位校长就去了美国南部的农村，去农场干活，去饭店刷盘子。在田地做工时，背着老板吸支烟，或和自己的工友偷偷地说几句话，都感到很高兴。最后他在一家餐厅，找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只工作了四小时，老板与他结了账，对他讲：老头，你刷盘子太慢了，你被解雇了。这位校长回到哈佛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但感到换了另外一个天地：原来在这个位置上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荣誉。这三个月的生活，重新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让自己复了一次位，清了一次零。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几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下海、办公司时，借邓公南巡的东风，让我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舞台”。短短的几年，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在商界也成为人人都在议论的奇迹。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荣誉、拍马屁、合伙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作为30岁出头的人，应该摆脱这种状态，要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把自己放在最原始的状态，让自己重新开始。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运气好，并定量地总结了六个好运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成功似乎不是来自于权势，必然就是来自于好的运气。我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锻炼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刚一离开，许多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合伙人给我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主题是正本清源。我马上提出抗议，这位合伙人也很坦率，对我讲：“把你的名字借我，我骂你一年后，等我的威信树立起来后，等公司稳定后，我再也不会骂你了。”似乎是我的错误，我太吝啬，一个小小的名字都不愿借给别人用一用。胆小的同事不敢与我往来了，见风转舵，拍马屁的小人更是远离我而去。白天我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但每到晚上，我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梦，梦见许多人在流泪，不让我离开，在不断地喊叫：“我们需要你！”我也在不断地流泪。等到醒来后，总是发现枕头上有不少的泪水。
最近，我把这个梦讲给了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她解释说，做这个梦不是他们需要你，而是你太孤单了，你需要他们。这个梦重复了许多个夜晚，终于有一天，我病倒了，流了一身的虚汗，休克倒在了卫生间。等我醒来后，体力有些恢复，我打电话给在国外的老婆，她马上通知在北京一位姓王的大姐来照顾我。这次经历，使我的心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正勇敢地让自己回到了人性最原始的状态。心理强大了，意志变得坚强了。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茶满了》的小册子，有好几位朋友问我，为什么茶满了不好？为什么人的大脑沉淀的东西越多越不好？我说，我们只有让自己处在一种空灵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负担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污染的状态，才能像一个空杯子一样，给杯子里装进智慧，装进创造力。如果一个杯子满了，没有空间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杯子。
参差凌乱中有生机

很多时候人们喜欢整齐划一，误以为团结就是步调一致，这样才有力量，其实恰恰相反，有时混杂凌乱才有生机。
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中最忌统一思想。一队士兵过桥时，指挥官一定要统一步伐，要齐步走，甚至正步走，有不听话的人还要被批评、指正，因为大家认为只有统一到一致的步伐上才是正确的，所以就有了“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样的名言。这句名言在很多时候的确是真理，但在股票市场中却正好是相反的，步调一致带来的可能将是一场灾难。有时为了统一思想，有关人士甚至不惜动用强大的媒体力量，例如发表各种评论什么的来引导投资人，引导市场。这就很容易在市场中发生物理学中的共振现象，共振现象一旦发生，摧毁力是十分巨大的。几十人、几百人齐步走的力量可以摧毁一座桥梁，试想，如果大家思想统一，观点一致，并且采取了一致的行动，都看好股票市场，或者都看跌股票市场，几千万人，甚至一亿股民齐心协力地去推高股票市场，最后推得越高，跌得就越低，灾难就越深重。看历史上股票市场的灾难，如1997年前后的香港，都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原因。人们常常说连大街上擦皮鞋的人都看好股票市场时，灾难一定会来到，这时候一定要快抛，快跑，因为连擦皮鞋的都看好股票市场时，就是大家的步伐已经高度统一了，也即将发生股票市场的“共振”现象了。
有人总是担心市场的杂和乱，觉得要统一，要整齐，要有一致的看法，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上次去纽约证券交易所，看到他们的交易大厅非常乱，我对旁边的一位朋友说，我就喜欢这杂乱的市场，他笑了。我们去纳斯达克，就没有这样杂乱的情形了，一进去干干净净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机房都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电脑服务器及工作机和我们办公室也没有什么两样，也都非常整齐。其实我前面说的杂乱并不是真的杂乱无章，而是多种鲜活的力量和观点都在市场中角力，同时又相互制衡，最终形成稳定的力量。市场经济表面杂乱，背后有一种平衡的规律，而整齐、步调一致是单调的，无法产生平衡力量，最终会走向死亡。整齐划一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和风险。这一点我觉得和罗素说的“参差不齐乃幸福本源”是一个道理，从人生角度，从市场角度，从社会角度来看，单一只能将生命力和平衡扼杀掉。

大用无为

人一般分两种：一种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我们和我们所做的事是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做起事情来轻松，不费力气，效果不错；另一种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我们一定要全部掌握事物所有的规律，制定出来一整套的规则和程序，这种人干起活来，总是费力不讨好，没有效率。
10年前，比尔·盖茨的Microsoft用Explorer开放思维的方式打败了Netscape，建立了Microsoft的帝国，成了世界首富，也成了全世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今天一种更开放的Google在挑战Microsoft，让比尔·盖茨坐卧不宁，他正在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地制造“Google杀手”。Microsoft比Google大10倍，为什么Google会成为Microsoft最大的敌人呢？看一看他们软件的界面就知道了。Google软件的界面是极少主义的典型，Google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站连接。而Microsoft功能复杂，自成体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帝国。全世界所有人不可能永远写文章时都用Word，算账时都用Excel，上网时都用Explorer，讲演时全用PowerPoint，这世界需要一些变化了，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比尔·盖茨为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中。
Microsoft和Google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谁输谁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决定的因素将是有没有开放的思维，是否承认人是有差异的。把人这种开放式的思维，变成机器的语言，写成用户接受的软件，这对一个大公司非常的困难，因为它已经官僚化了。但对一个小公司要容易得多。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他们（Google的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就是知道穿黑衣服，扮酷！”这说明他们更年轻，思想更没有负担，就像当年的比尔·盖茨一样。
做大事和做小事有不同的规则。小事情要做到整齐。例如，自己的钱包、自己电脑的文件夹、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整齐才有效率，小事情就像做圆周运动一样，是第一宇宙速度的模式，有一个中心，自我封闭起来。做大事情，系统更复杂，能量更大，所以做大事情的指导思想要开放，容许“乱”，更像做抛物线、双曲线，是第二和第三宇宙速度的运动方式。
一座城市、一次会议和一家公司，都是复杂的系统，需要大的能量，指导思想一定要对头，要开放。你所做的只是万千世界的一小部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井底之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自己的思想圈在一个小圆中。表面现象的“乱”就是不要太人为了，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强加在别人和别的事物身上。这样将更接近自然，更接近客观的规律。

 
石头与鸟

石头从人的手中抛出，最终总会落回到地上。石头抛出去的轨迹，被物理学家称为“抛物线”。用力大一些，石头就抛得远一些，用力小一些，石头就抛得近一些。尽管这些抛物线的形状各有不同，但这条轨迹一定是符合抛物线公式规律的，跑不出这个圈子。除非你抛石头的速度特别快，超出了第一宇宙速度，摆脱了地球的吸引力，这条曲线才会从本质上发生变化，那样的话，你手中的石头就变成人造地球卫星了。当然，这些都是属于物理学家们探讨和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考虑第一宇宙中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手中拿的不是石头，而是一只飞鸟，把鸟抛出去后，鸟就会飞上天空，鸟飞行的轨迹与你抛出去的速度、方向、用力的大小都没有关系，它也不用遵循抛物线的规律，自由地在天空中飞翔，既不会遵循你原来的计划，也脱离了你原来的想象。
石头和鸟的故事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中国房地产同行们提及的一个故事，也成了同行们中的一个暗语。每当在网上或报纸上看到关于房地产的某一则消息就互相在电话上、MSN上讨论：“这是只鸟，还是块石头？”是石头就代表是有规律的，是有一定的规则可以遵循的，同时也会大体知道这石头会打在谁的身上，打得疼不疼；如果是只鸟，飞出去后，可能连抛鸟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它会落在何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随机的。
其实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即将抛出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决定它是一只鸟还是一块石头，它会给你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

山语间的劳作生活

我和孩子们在家里有一个“父与子工作室”，名字是孩子起的。名字完了还要一个口号，他们就叫：“材料、材料、工具、工具。”这实际上是一种状态，动手的状态。我们在那儿放了各种各样的锯子、电刨、电磨等等东西，一起做一个凳子或者树屋什么的。这其实是训练小孩做事要有一个程序。去年我们公司上市时，我的7岁的小孩就跟他妈妈说：“你们上市还没上完，为什么上市要这么长时间呢？你们得去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要一步步地来，是有很多程序，你不做课题不行。”国外的学校从小就培养这个，像起一个名字，想一个口号，编上一首歌什么的。
我们还有一个“父与子读书会”，像“父与子工作室”的牌子一样，都是让孩子写的，然后贴在门口。读书，我们各自读自己的，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一起读。我觉得人的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绝不是光靠上语文课，最关键的是要不断地听、读和看别人写的东西。我把余秋雨写的书读了好多遍，还有路遥的书全都读了，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也读了，等等。原来我根本不会写文章，别说写博客，写个纸条都结结巴巴的。你看，我就跟我儿子一起学习，不断地写博客，学会了写文章，也就有了你现在看着的这本书。
我们在山里有一栋房子，是设计师张永和设计的，我们为这个房子起了个名字叫“山语间”。我和张欣都有共同的认识，要定期与孩子在一起，所以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到山语间，从忙碌的企业经营中脱身到日常生活中来。我们到了山里去，第一个工作是砍柴，砍完柴烧壁炉。在城市里你很难看到熊熊的火焰，实际上燃烧起来的火焰是很美的。我每年还买一二百公斤带壳的谷子和米，喂鸟。必须要带壳，把皮去掉后鸟就不吃了，怕有毒。喂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事，我带孩子去英国海德公园时，就看见他们都特别喜欢喂天鹅。英国的鸟从来不躲人，中国的鸟一见人全跑了，让人打怕了。我们想慢慢地在“山语间”培养这些中国鸟儿对我们中国人的亲近感，这是我和孩子们的目标。此外，我们还在山里面开出一片地，种玉米、种菜什么的。
在山浯间，基本上每一件事我们都是自己动手做。越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在外面干活越能感觉到特别大的反差。你坐在屋子里特别舒服，到外面的雪地里干活会冷，干到流汗时又非常舒畅。这就是生命不一样的体验，你在劳动，虽然不断地做这些事情看上去很紧张，实际上你心里特别安静。在城里，在办公室里，就想着一会儿要处理E-mail，一会儿还有采访，几点几分还有一个会，生活总是非常忙乱。而在山里面，是非常安静的状态。
别人老说王石喜欢爬山，其实爬过山的人都知道，在那种缺氧的状态下，人是没有杂念的，根本想不到股票多少钱了，就想着能呼吸一口氧气就很不错了，这就是一个入静的状态。山底下发生次级债券危机什么的，这些信息完全干扰不了他，因为他完全安静了。人最能够体会到快乐和愉悦的过程就是静坐，但真让你坐在这屋子里什么都不想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爬山时，到了半山腰你气喘不上来的时，你就什么都不想了。我理解这也是把自己清零的方式。
我每次在山语间劳作时，也会有这种清零入静的感觉。

附录

爷爷

我的亲爷爷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我生于60年代，没有见到我爷爷。但他对我们家庭影响很大。他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影响是要勤俭，第二个是无论如何都要学习，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也要读书。我听村子里的人说，我爷爷在外面见到天水人就会送10块大洋，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香皂洗脸。因为香皂太贵，肥皂便宜，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非常严格。我下文说的爷爷是我亲爷爷的弟弟，我也叫他爷爷。一天爷爷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去。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这才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这样我的记忆里最早有了“枪”、“基干民兵”、“学习班”的概念。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说，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你爷爷反对，就被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爷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1968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爸妈

我的妈妈非常善良，跟所有人关系都非常好。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她一直得病，常常在病床上。只要她稍微好点，到村子里干活，周围的人就非常喜欢她，她有特别的感染力，能够和其他人成为知心的朋友。我们家平反以后就从天水搬到了清水，我妈妈也交了很多朋友，逢年过节我们家里人多得不得了，都是她的好朋友，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跟周围的人变成好朋友。最有意思的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病危住院了，死去活来好几回，最后她还是好了起来。出院的时候，她竟和同一个病房的三个病号都成了好朋友，多少年还在往来。我妈妈非常善良，跟别人交朋友很快会赢得大家的信任，这是我妈妈的优点。
而我爸爸很勇敢。我记得我爸爸在村子里常常跟别人打架、吵架。一是成分不好，经常有人欺负；二是他脾气硬，任何事情都要跟别人说一说道理。有一次我们正在上学，突然好多学生都往外跑，原来是一个叫牛牛的人放炮炸石头，把头上打了一个洞，人就昏迷过去了，流着血躺在那儿。牛牛的儿子也在学校里，别人都跑去看了，他不去看。我爸就冲他骂了一顿，说你爸都快要死了，你还不去看，养你这个儿子干什么！骂了牛牛的儿子后，我爸找了几个人把牛牛送到一个部队医院。但那个医院不给床位，我爸一生气就把桌上的瓶子都扫在了地上，指着桌子说这就是床位。他与医生吵，吵完了又找领导。终于，医生给了牛牛床位，牛牛被救活了，又活了好几十年。

狼

我的家乡在我的小时候，没有给我安全感、舒适感，给我的就是贫困、饥饿、疾病。
我记得我爸爸有一天晚上突然病了，肚子疼得不得了。村子没有医院，我爸就拿着油倒在背上，用一个碗在背上刮痧，刮得皮肤疼得不行，一直流汗。随后我的妹妹醒了，不停地哭。
大概是凌晨三四点时候，我爸叫我把我叔叔叫过来。我叔叔跟我们家离得很近，只有二三百米，就隔着五户人家。但是就这二三百米还有一段山路，去叔叔家就得顺着山腰跑过去。山沟里有狼，虽然没有吃过小孩，却经常把猪带走。我很害怕。我妈给了我一根一人长的木棍，我爸说你往你叔家走的时候，一定要靠着悬崖走，崖的这边可以保护着你。如果碰到狼，不会仅仅来一只狼，肯定有很多只，你也不要怕，就拿着棍子冲着过去。
我咬着牙冲过山沟，没有遇到狼。
我叔叔家的门是关着的，门口有一根铁链子，我拼命摇那根铁链子。我奶奶醒来了，说怎么了。我说我爸病了，让我叔叔过去。我的声音嘶哑尖利，现在我脑海里都回荡着当时我自己的声音。奶奶开门把我抱到炕上，我全身发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奶奶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她说，孩子别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教育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常有运动。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一个批判邓小平运动，一会儿来一个。每来一个运动，村子里就要写标语，“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等等。我叔叔觉得村子里的标语写得特难看，他对我说你要学会两种字，一种是仿宋体的字，一种是黑体字。说过就给我一个板笔，要我天天练黑体字和宋体字。他说：你把这两种字体写好后，你天天写批林批孔，批判邓小平什么的，比在地里面干活要好一些。我叔叔对我的指导非常明确和具体，而我爸总是说一些大方向的东西。我的同班同学有个叫永生的，他家是地主成分，我家也是地主，我们班就我们两个人是地主出身。有一次我爸在河里掏石头，突然永生爸爸顺着我们门口的小河跑过来了。河边有桥，他为了快，没有上桥， 顺着小河跑了过来。他跑到我爸爸跟前悄声说：“四人帮打倒了。”我爸问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于是我爸说这回我们孩子可就有希望了，否则我们地主出身，是永远没出头之日的。我爸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他的乐观。再困难的时候，他都天天口里唱着歌，走到哪就唱到哪。

放牛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放牛，跟我的几个同学，三四个小孩一起放牛。有一个同学是大队支书的孩子，在我们之间有优越感，时常欺负我。只要他不欺负我的时候，我们三四个小孩在一起放牛是特别高兴。队里分给我放的是一条大黄牛，一只从悬崖掉下去过、把一只角给摔掉了、只剩一只角的牛，性情特别温和，平时我就骑着。饲养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背篓，一个大镰刀，一边放牛，一边割草。牛身体上有两个三角，只有三角鼓起来才说明牛吃饱了。如果饲养员看到三角没有鼓起来，这个牛你还得重新放去，不让你回家！我开始放牛没有经验，怎么喂三角也鼓不起来。我不敢回家，就一直喂一直喂，喂到牛不吃了，怎么都不吃了。我没办法，只好回去。饲养员却说这牛吃饱了！我说这三角不是没鼓起来嘛。他说三角分两边，左边是草肚子，右边是水肚子，草肚子的三角已经起来了，水肚子的却没有鼓起来，你带牛到河里喝水去吧。我又带着我的牛去喝水，喝完水，牛身上的两个三角都鼓起来了。

吃糖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哪知一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大人不知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现在的一切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40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在我40岁的那一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40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吃苦

我总结自己的性格，觉得主要是农村里面锻炼出来的吃苦精神，忍耐力特别强。忍耐力不光是体力，还要能承受寂寞，承受一个人待着。前几年我们到政府一个部门办一个手续，为了让人早点签个字，我们的人站了好几天，站得脸都绿了。我一看，要他们去车里睡会儿觉。我就在走廊里站着，顶上有摄像头，我想会不会有人在里面看着我呢，就躲开摄像头，跑到楼梯间里。那地方阴冷，没有阳光，我就在心里想这比小时候农村里强多了。一站站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有一个领导看我站着，也不好意思离开了，陪着我聊天。再后来给我签字的那个领导过来了，赶紧帮我办了。他们说，你怎么在那儿等着呢，我们已经按着最快的速度办理了。我说没事。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经过农村那一段经历，我应该会比较脆弱。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每一次回到农村，分上一行地，就不断地挖，重复地挖，一天两天地去地里挖。没有任何的兴趣，也没有人陪你聊天，你自己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没有事情想的时候就拼命地挖地。

中学生

我们这个镇原来叫东泉公社。一般公社所在地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地处平原的省份，公社所在地不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可是黄土高坡的人如果到公社去赶上一次集就是特别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天天能在公社附近晃悠，就觉得已经是见过大世面了。公社附近的几个大队是看不起“乡下人”的，他们说我们是乡下人，是因为我们离公社更远，二三十华里，语言讲得跟他们不一样，也没有他们时髦。他们还有一个塑料的铅笔盒，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没有铅笔盒的。背的书包也不一样，他们是军挎包，尽管划破了，还是很时髦的。我们的书包都是花布做的，花布包跟军挎包一比就觉得很小气，很土气。发型也不一样，我们的发型都是一推推光了，他们都会留上一点什么的，做个发型。离公社比较近的地方，最好最时髦的东西就是戴个军帽。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戴军帽的。比我们大一两级的同学打架，多半是为了抢军帽。我那时就特别想要一个军帽，尤其是的确良的军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少年时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连环画到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我爸老批评我，说我怎么不拿本别的书。我说没有别的书，别的书也看不懂。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里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东西都记得特别清楚。读完小说后就看连环画，看保尔·柯察金的姿势，特别向往。这本书是我们村子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先借给我爸看，我爸看完后我才看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没有了，被村子的一个人撕去卷烟了。

理想

十二三岁时，我的理想比较模糊，只是看到火车觉得特别牛，想开火车，但觉得不可能。我们学校对面是陇海线，那里有一个很长的山洞，穿过山洞，火车就通到宝鸡、西安那边。我觉得一过宝鸡、西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除了知道有个天安门之外，其余的一概不知道。我这当一个火车司机的理想不是很坚定，因为除了觉得开着火车很牛之外，别的没什么了。要说最热烈地希望过的事情，让我做梦都想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厨师，而且就在学校当一个厨师。我们学校里最贵的菜1毛5，最便宜的5分钱，我常常是连5分钱的菜都吃不上，可是学校里的厨师天天吃1毛5的菜，所以我觉得厨师是最好的职业。

中考
当年我参加高考，差了几分，没有考上。中专考试我考了清水县第一名，高考为什么没考上呢？因为我被车撞了，左臂骨折了。那时候下着大雨，全身的泥，到了一个部队的医院，医院死活不接收我。那时候说跟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要开始了，所有部队的医院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能会有很多伤员来，所以死活不收我。送我去的人不停地劝医生，医生终于把我收下了。我记得他拿着剪刀把衣服给我剪了，用水洗了一遍，然后去照X光。让我抬肩膀，一抬肩膀我就哭，医生说断了。我一听断了就以为完了呢，原来还能接。我打着绷带去考试，头昏眼花的，没考好。我们一个年级有五个班，我是一班的，尖子班的。我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但是差了几分没考上。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末日来了。

花内裤

我小时侯最自卑的是自己衣服土得不得了。当时我从心里面觉得的确良做的衣服是最结实、最漂亮的衣服，洗了以后最容易干，不起皱褶。可是我的衣服全是皱皱巴巴，是布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裤子。有一个学期，整整一个学期，我就只有一条裤子穿。最后两天，屁股后面磨得马上就要破了。我天天摸一下最后剩下的几根线，摸一下感觉是不是快破了。我老想着现在能不能凑合着从兰州回家，如果回不去的话，我就没裤子穿了。其实裤子破了不要紧，我最担心的是，里面的内裤是花布做的，露出来可怎么办！等我从兰州回到家，裤子刚好破了。我有一个姑姑，曾经送给我奶奶一块布。我奶奶让我妈妈用这块布给我做了一条裤子，是深灰颜色的布，涤卡布，比的确良还好。这条涤卡裤子，我穿了两年时间，从来没有破过。

中专生

考上中专后，我就到兰州上学了。在兰州待了几年时间，却没有一点印象留下。我觉得我在兰州街上，从来没有抬头看过，只是把地面认清了。兰州建筑什么样，到底多高，什么样子的，我都没印象。我就感觉在兰州待过几年，却好像是没有在兰州生活过的样子。我感觉这个城市跟我格格不入，他们说的、吃的、穿的都不一样，说的话也是兰州话。我记得我还去了一趟最大的公园——五泉山公园，叫了几个同学我们步行去的。最有意思的是，那时比较时髦的人穿的裤子都是喇叭裤，男的带着蛤蟆镜，女的带着墨镜，一对一对的人从眼前走，都像幻觉一样。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起来。城里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我最关注的是包产到户。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包产到户，剩下的都是瞎掰。我问过其他人，只要是问村子里勤劳和善良的人都说一定要包产到户，再不包产到户，光会计、出纳、保管、生产小队队长这四个人贪污你都受不了。可是我只要问到村子里懒汉和二流子，就说包产到户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们说像这么大的山头，原来村子里的人在一起多热闹，现在包产到户，一个小山头一条一条的，到地里干活的时候都找不到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孤单不孤单。我记得问了好多人，反正我最后的结论是：只要善良的、正直的、爱干活的人都愿意包产到户，只要爱欺负别人的，既得利益者、懒鬼、二流子都不爱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