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杜建英
没有听到脚步声,一个身影悄然走了进来。工作人员提示说“我们书记来了”,记者转头,不禁愕然——一位身着嵌有小花边的黑色高领无袖裙装、白得跟身形一般轻盈的女子那样纤弱地笑着——这位在安排采访过程中一直被工作人员亲热称呼为“我们书记”,被记者想当然地定性为男士的“娃哈哈二当家”,竟然是一位女性,而且竟然是如此的一位女性。
对娃哈哈党委书记杜建英的采访,让我们开始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娃哈哈。
“在娃哈哈,女性更容易得到升迁”,一位有十多年司龄的男员工向记者抱怨说。来到娃哈哈总部杭州,你会意外发现包括企管办、市场部、供应部、财务部、科委等在内的关键职能部门的部长大都是女将。更有意思的是,娃哈哈最核心的销售和经销队伍虽然看似“男人的天下”,但是其销售网络的“冠军”是一位女性,即浙江省省经理周丽达,而其经销商网络的标杆也是一位女性,即吉林长春春城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洪超英。
对这种现象,娃哈哈内部有一种富有“玩笑”性质的说法——“这是因为老板是‘水命’,跟女性有缘”。娃哈哈创业元老周丽达的解释显得更具理性,她说这是因为“女人执行能力比较强,容易管”。在娃哈哈“一人决策”的控制模式下,“执行力”,显然是其组织机体所需具有的最重要的基因。
“更听话”并不是全部。这样一群“纤巧的手”,还代表着娃哈哈体内从未进入公众视野的“另一股力量”,在娃哈哈逞强、性急、独裁、人治等等所有本能冲动的另一端,不断添加着某种似乎蕴藏着“阴阳与太极”玄理的理性平衡。
杜建英就是其中最具代表者。1991年由浙江大学毕业的杜建英,属于娃哈哈最早的一批“知识员工”——“知识员工”在生产工人占相当比例的娃哈哈是一个常用词,专指拥有大本以上学历的员工。此时的娃哈哈,正在经历成立4年以来的第一次“变身”——以几百人的校办加工厂兼并几千人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一跃而为省市重点支持企业。因为“英文非常好”,杜建英起初主要负责娃哈哈罐头食品等的出口业务。
4年后,积累了丰富“外交”经验的杜建英成为娃哈哈第二次“变身”——与法国达能、香港百富勤合资——的主要参与和推动者。在谈判过程中,为坚守“三条底线”(坚持合资不合品牌;坚持外方不插手经营;坚持不辞退一个员工),急性子的宗庆后几次与外方代表拍桌子要中止谈判,熟谙老板(娃哈哈员工都称宗庆后为“老板”)脾气的杜建英和她的团队巧施迂回之术几次将合资从“流产”的边缘拉回。
合资的最终促成,从此成为娃哈哈与国内老对手乐百氏、农夫山泉等的分水岭。而宗庆后与杜建英一刚一柔、一急一缓的配合也在这次重大的“操练”后奠定了格局。
海尔的张瑞敏与杨绵绵,一直被视为中国商界的“黄金搭档”,华为的任正非与孙亚芳这对组合,近些年也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一直不知道创造了中国饮料业奇迹的强人宗庆后背后还站着这样一位女性。这位娃哈哈“内当家”的公开资料寥寥无几,我们甚至没有搜索到一份简历。
认为速度是快速消费品业制胜法宝的娃哈哈,采取了极端扁平化的管理构架:宗庆后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其下不设副总,由“总经理办公室”(总经办)对集团各职能部门以及下属分公司(各省分厂)进行管理。党委书记杜建英兼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主管思想政治与上传下达。也就是说,只有宗庆后一人是决策者,其他所有人都是执行者。在这样“绝对权威”的组织环境中,一个能够说“不”的人,对于整个组织的机体健康和方向正确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在娃哈哈,只有杜书记能跟宗总争论一些东西”,“也只有杜书记能跟宗总对话管理”。
杜建英是一个局内人,是“娃哈哈最大的执行者”,但她承上启下的位置,让她在很多时候也是一位“娃哈哈最大的旁观者”,而这些,都让她成为一位对娃哈哈未来的思考者。
还原宗庆后
“跟我做”!多年来,宗庆后用这样一种凡事身体力行的方式来教育并引导他的下属,他让一个个普通的员工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代强人的行事方式,而乐于模仿;他用这样一种亲历亲为的方式来接触并感动他的客户,让一个个鸡毛小店的老板看到了一个小业主成就为一个福布斯富翁的最佳样板,而甘于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