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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trtrt）
今天，在人们都忙不迭地向前赶时，我们，为什么要回首，寻找中国营销的元点？
在近两个月的探寻中，我们也在不断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8月3日，本刊记者给上海的梅清豪先生打电话，希望与他的父亲梅汝和先生通话。对方沉吟了一下，然后声音低沉地说：太晚了，他早已经不在了……
我们突然愣住了！
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无情的岁月可能早已带走了一批历史的见证人。
果然，在其后吴建安先生向我们展示的“高校市场学会第一次会议合影”时，照片中的多位先生已经故去。
此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这项工作必须加快速度，绝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一个时代最珍贵的印迹可能会就此消失。
西方工商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个百余年的漫长演变过程，企业的营销管理从最初的“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 继而过渡到“推销观念”，直到上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后开始流行“市场营销观念”。到70年代，有些学者又提出了“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个漫长的转变在中国压缩成了短短的几年。并且，和西方“市场管理理论先行、理论为实践引路”的过程不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出版界和营销实践领域几乎同时发生了爆发性的启蒙和转变。
那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剧变、惊涛骇浪的年代？回望这25年，我们找到了如此多的“最早”、如此多的“第一”。当这些“最早”、“第一”跃然纸上，按照历史的顺序被排列起来后，我们发现，这些最早、第一并不是我们寻找的终点，将它们串起来后而显露出的轨迹则更耐人寻味。
任何人、任何民族都脱胎于它所孕育其中的母腹，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而历史的内涵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派力营销咨询公司的屈云波先生说：“有关市场营销的发展史，一般没有人去研究，好象没多大意义。但我认为，除了它的学术价值外，还有政府决策的价值。但对于第二个价值，很多人都意识不到。所谓研究历史，是为了走好今天，更为了展望未来。而仅仅为了学术价值，现在老老实实研究学问的人则不多了。其实，这确实是媒体、学术界应该做的事。就像练功一样，连基本作业都不去做，又何谈中国营销的发展呢？但如果做这件事，就要做得严谨，就要老老实实地去考证。”
我们努力做到了屈云波先生所说的“严谨”。在历时近两个月的采访中，中国市场协会秘书长任林书先生、龙之媒董事长徐智明先生及屈云波先生为我们开具了一个近20人的采访名单，而每一个被采访的人又会给我们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在2004年这个多雨的夏季，我们的元点探寻就是从这些长长名单上的一个个姓名开始的。
我们还将继续找寻下去。
第一部分 中国营销的教育启蒙
——有中国特色的观念转移
被誉为“中国广告传播界报春的第一只燕子”《实用广告学》一书的主编唐忠朴老先生说：“市场营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学说，在中国却被知识分子先接受。对于市场营销学来说，原本应该是企业主去关注和研究的，但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市场营销理论的却是营销学者，他们进而推动了企业界对市场营销的认识。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观念转移过程。”
学者、知识分子在中国向来肩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市场营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也不例外，那些先行者甚至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让我们以此开始中国营销元点的找寻，并向先行者致敬。
1，1978年，暨南大学破题 “别再教什么统购统销了，毕了业，我们还要回去，回到香港、东南亚，哪里有什么统购统销，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吧。”——1978年，以港澳、东南亚华侨子弟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暨南大学在中断10年后，得以恢复招生。华侨学生要求改变教学计划。
“学这个东西真有用。”——1979年春天，国家经委在肇庆开设了厂长、经理培训班，暨南大学教授在那讲市场学。那些厂长、经理听了以后兴致勃勃。
1979年秋天，暨南大学正式开设市场营销课。
华侨学生要求改变教学计划
1978年，中断10年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终于恢复了。
何永祺先生是当年暨南大学经济系三人筹备组的成员之一。那时候的暨大，既没有校长，更没有系主任，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是筹备组。一切从零开始，包括教员和教材。
校园里的荒草还没清理完，第一批学生就进校了。这是文革后第一批来自海外的学生。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这批学生每个人大包小包鼓鼓囊囊，有吃的穿的。而最让教授们眼热的是他们带来的杂志和书籍。
“我去宿舍看他们，和他们交换意见，看看他们都带回来些什么书，他们的书籍中就有市场学。”
26年后，何永祺先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学生们说，别再教什么统购统销了，毕了业，我们还要回去，回到香港、东南亚，哪里有什么统购统销，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吧。
“我们原来有一个商业经济学，课程内容是如何统购统销，但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运作模式，这些知识对他们没有用。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教学计划就要做相应的改变，适应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可该到哪里去找这些有用的东西呢？市场学在中国高校中，已经被取消了28年之久。
在1978年大学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这样描述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计划管理形式上应当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暨南大学复办以后，向国外所有有名气的大学发了通告，这些大学纷纷为暨大拟订教学计划。当时不少国外学者到暨大访问，加拿大国立21所大学也来到暨南大学。筹备组的教师们与他们座谈，征求意见，听听他们对市场学课程的建议。一些国外出版社也邮寄了很多书目过来，其中就有市场学。
“我们的学生要求我们以市场学代替以前的商业经济，还要求开设广告学，还有商业心理学。这不得了啊，以前广告学是被作为资本主义的知识，早就被取消了，商业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论，也被取消了。” 最终，何永祺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决定——在1978年的教学计划里，把市场学、广告学、商业心理学列入其中。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事实上，直到来年岁末，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但这番意思并没有给学术界带来突变。1980年3月，在秦皇岛招开的“中国商品流通理论讨论会”上，与会者对何永祺以市场学代替商业经济学的问题，发起了批评和指责。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市场学不符合中国实际，更谈不上什么理论。”
尽管何先生一再强调，这些批评都是善意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气氛肯定比何先生为我们转述时要激烈得多。这是中国市场理论传播的破题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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