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真我”张朝阳低调回归

今年11月1日是张朝阳回国十周年纪念日，而我们对他的采访也恰在这一天进行。张朝阳喜欢唱卡拉OK，一定很熟悉那首歌——《十年》。十年之前，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十年之后，许多人在谈论他，而他也习惯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1964年出生于西安市；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张朝阳曾被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全球“明日领袖”之一，也曾被授予“年度杰出经理人奖”。

    在张朝阳的经历中，有一个数字反复出现——10，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他回到中国也已十年。当人生在不经意间走过一个个十年后，许多人会有岁月催人老的伤感。但眼前的张朝阳，穿着休闲西装、橘色衬衣和牛仔裤，不时用手捋发，随意变换坐姿，不像人到中年的数字英雄，倒像极了一个厌倦镁光灯、渴望平淡的摇滚青年。

    我是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人物

    与以往的高调曝光不同，最近张朝阳故意将自己“藏”了起来。但当我们提出纪念回国十周年的采访由头时，张朝阳打破了近来的沉默。回国，为数不多的能触动他的话题。

    记者：您还能回想起回国时的情景吗？

    张朝阳：当时为了回国，我有两天没睡觉，需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收拾行装、整理文件、封掉银行账号……恍恍惚惚地，我就回到了北京。那时我住在一个朋友家，连睡了好几天，因为觉得很累，也因为回国后，某种焦虑消失了。

    记者：那是一种怎样的焦虑？

    张朝阳：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焦虑。在美国，如果没了工作，一个月的房租你都交不起；每月都会有一大堆账单等着你付钱；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壁，没人帮你。但在中国，找个朋友家就能住下，十块钱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大不了我回西安去。毕竟根在这里，你会觉得特别踏实。

    记者：您为什么会特别在意回国纪念日？

    张朝阳：我的生日是10月31日，回国日期是11月1日。1995年7月，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中国事务联络官，协助安排了校长的访华活动。当时在北大，陈章良负责接待工作，那时他刚被提升为副校长。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我把回国日期定在了我生日那天。我告诉自己，不能在美国这么耗着了，我必须要在下一个生日到来前脱颖而出。

    记者：这成了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

    张朝阳：在我回国前，没有人真正在做互联网。亚信在做，但只局限于基础层面；瀛海威在做，但付费方式提供的只是一种信息服务。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回国后，我做到了这一点——推出了搜狐和导航服务。当时王志东在做一个论坛，丁磊在南方电信做职员，几路大军尚在萌动中时，我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

    我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张朝阳是个奇迹。尽管时有争议，但却挡不住他一火就是八年，甚至更长久。面对争议，张朝阳一笑置之，似乎外界种种已不能带动他的喜怒哀乐。他自信，甚至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记者：您认为自己是成功者吗？

    张朝阳：如果从搜狐来定义我的成功，我的确算是成功者。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拥有非常大的用户量，一年的销售额在一亿美元以上，盈利在几千万美元左右。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开创了一种商业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处于干柴阶段时，是我拿了一个火种将它点燃。此外，我吸收了美国人的做事方法，现身说法，直接走出来传播理念，带动了一大批人创业。

    记者：但也有人说：“张朝阳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正好赶上了网络时代。搜狐并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网站，张朝阳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物，但历史选择了他。”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张朝阳：爱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吧。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打破原有格局的人。当初我决定回国，很多人不理解：“在美国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回国做互联网，这是我的兴奋点，但我没跟着别人的模式。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那时，能敏锐地找对路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是机会找到了我，而是我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主动出击找到了机会。后来很多回国的人都是看到我在国内做的事才回来的。

    我觉得搜狐尚未一统中国互联网的原因在于，当时我是很敏锐的,也尝试了很多商业机会，但在操作方面，海外投资者对我们的限制、我个人经验的缺失、我对技术的偏废，都导致后来很多产品做得不够成功。一个公司要想打造成百年老店，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够，这场赛跑远没有结束。

    记者：回想过去的失算之处，您会后悔吗？

    张朝阳：不会，因为在当时，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说你一个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够了，还有股东。有时我也在想，如果当初找到一个非常好的CTO，和我同甘共苦地创业，也许……

    我不会为了实现梦想而牺牲自我

    巨大的耐力使天蝎座的人敢于迎接艰难险阻，张朝阳选择做拓荒者，也选择了承载更多的压力。其中的疑惑困苦，是他不愿让外人走进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