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襄阳路市场22年沉浮启示录

    从柜台前到柜台后，从市场内到市场外，从实体市场到虚拟市场，假名牌从“地上”卖到“地下”，售假者始终和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面对暗流涌动的售假行为，如果没有一支有力的监管力量，难保不出现另一个襄阳路市场。

    纵观襄阳路市场现有的打假格局，多头监管的局限性已经显现：查处售假行为，主要由工商部门承担；拉客“黄牛” 的管理，落在城管部门身上；至于要进入市场周边的售假窝点，则须请公安部门出马。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市场周边环境到市场内部进行一次彻底监管，就必须三个部门联合行动。尽管类似的联合行动已经有过不少，但要想在第一时间形成这样一支监管合力，或者在日常巡查中保持这种合力，依旧存在障碍。而这，却为制假售假者在窝点被端后的“回潮”留下了空间。

    提高打假的效率已经刻不容缓。现在的打假，更需要一支长期的“什么都能管”的执法队伍，将原先的突击联合打假变成常规行动，形成“一露头，就能打”的监管强度。

    就目前来看，外国政府及企业所反映的服装小商品市场售假最严重的问题是“屡禁不止”。他们对政府部门依据商标权利人的投诉查办商标侵权案件的效率是满意的，而且每件投诉也都有回复，工商部门确实具有网络健全、程序简便、快捷高效的优势。但令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市场内“天天打假”却仍然“天天售假”，甚至还出现了市场经营单位为商家售假通风报信的情况。

    造成市场售假“管不住”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和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有关，和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也有关系等等。但不能回避的是，售假“管不住”的现象确实反映出工商部门对市场的控制力还远远不够，行政执法还没有对售假者形成足够的威慑作用。

    近两年来，虽然工商部门对市场经营单位的监管已经有所强化，但总的说来，力度还远远不够。目前，工商部门需要把商标监管工作的重点从对商户的监管，转变到对市场经营单位的监管上来，在追究违法经营商户责任的同时也要追究市场经营单位疏于管理的责任，在关闭市场的办法之外寻找一种实现商标保护的长效机制，达到对市场的有效控制。

    2005年，北京市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分别对西城区、朝阳区的部分市场经营单位故意为经营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对全国的市场经营单位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包括追究市场内售假者的刑事责任，这也是解决市场售假问题的重要手段。2005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假冒商品和非法经营罪案件3567件，审结3529件，分别比上年上升了27.9％和 28.3％。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已得到了明显的成效。

    国际品牌“LV”女包平均每只市场价格人民币8950元，而在家乐福超市促销的侵权女包仅售49.9元。此案从开庭审理到宣判只有两天时间，上海第二中级法院院长沈志先亲自担任审判长，家乐福仅仅销出3只假LV包，获利36元，法院却判决家乐福赔款30万元，相当于平均售一只女包赔10万元。沈志先表示，作为国际知名品牌，原告真品女包质量上乘，平均每只价格高达人民币8950元，而被告促销的侵权女包仅售49.9元,价格低廉，必然给原告涉案注册商标的良好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由于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和原告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商标的声誉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被告应承担的上述赔偿数额。

    有意思的是，在上海各有关部门在大力进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同时，大洋彼岸，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邀请一起招待胡锦涛主席的贵宾名单中，还包括了“星巴克集团”董事长霍华德·施瓦茨。比尔·盖茨之所以邀请施瓦茨，是因为星巴克集团今年1月刚刚在上海打赢了一场商标侵权官司，获得了62000美元（约5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桩案件被国际跨国企业视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尊重知识产权的象征。

新鸿基接手襄阳路服饰市场地块 横行服装市场的“垃圾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