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科书与父辈生意经
溢达是一个著名的家族企业,杨元龙先生是它的创建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从小杨敏德就很幸运,外祖父也是做丝绸的,父亲杨元龙常常带着她,所以她从小就听了很多关于管理,特别是做工业做企业人的想法。杨敏德觉得他们说的大道理是完全一样的,譬如以人为本的理念,“做纺织服装工业的,其实最大的资产就是人。”杨敏德的外祖父和父亲都这样说。他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企业要是做好的话,必须要每个人包括特别是自己的客人都要有钱赚,要是光是做老板的或者是自己的企业有钱赚,这样的企业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一定要眼光长远,不能够看短线,太自私。
同样一个理念,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用法。为此,杨敏德与父亲常常是有争论的。譬如父亲的时代在香港开了一家很小的染工厂,什么都是自己做,亲力亲为。杨敏德说,“现在形势是完全变了,我绝对不是全公司受教育最高的,溢达可以依赖员工去思想,所以我现在的做法是鼓励他们去想,去创造。”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杨敏德请了几个外边的董事来组成溢达的董事会,杨敏德认为,她是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自己公司的人未必有人敢说她的不对,因此她在外边找了三个独立懂事,溢达公司一些大的项目要让他们批。在杨元龙看来女儿是自找麻烦,做事不够效率,不敢承担责任。
虽然有分歧,但杨敏德也承认她受父亲的影响很多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敏德发现哈佛教科书与父辈生意经中的大道理,譬如说不要贪小、心胸要宽阔、互相尊重等。年轻的时候她常常与父亲争论,就是因为年纪轻喜欢争,现在的杨敏德越来越觉得生意经就是生意经,虽然有的时候需要改变一点,但上一辈的那些企业家他们那一套本领千万不要抛弃,绝对要尊重他们。
信息化的痛苦经验
在杨元龙管理公司的鼎盛时期,溢达首先以价格竞争,然后以质量取胜。现在公司赖以胜出的是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以及客户服务。杨敏德认为技术是实现这一切的途径。
当初国家的配额不够,所以溢达只能往海外发展。而那时侯电脑信息科技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棉队不同的市场,溢达就已经有一个信念,就是尽量利用电脑,利用信息来帮助溢达完成跨国的生产链,从新疆纺纱,再运到广东织布,之后再到全世界如毛里求斯去的制衣工厂生产衣服,所以溢达很早已经在信息化上面花很多工夫。
目前溢达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合作,用遗传工程学中产生的数学来设计可实现这个目的的模型。在客户服务方面,溢达是首批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公司之一。公司充分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信息技术使溢达大大缩短了设计师的图纸变成一件衣服所需的时间--由原来的5个月减少到45天。杨敏德说对于数学家来说纺织业是个很棒的行业,她这么说不是在嘲讽。
当然杨敏德也为实现信息化付出了代价。以前杨敏德只认为这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后来发现不是,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是一个企业基本文化的挑战。因为如果企业有了一个信息系统,就要有透明度,有什么防碍一个企业的透明度的呢?以不正当的方法在企业中获得利益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透明度是最坏的事情。杨敏德得出的痛苦经验是:在花费巨大投入信息化之前一定要先把企业的文化搞好。
她还认为,搞好以道德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的同时,还要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仅仅倡导大家要做好人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机制,以制度和法规防犯某些年轻人在利益引诱下的犯错。这个挑战是任何一个要走信息化企业都要面对的。
杨敏德心目中就是希望真正发挥到自动化。目前效益还没有全面发挥出来,但她相信溢达绝对是有能力的,再下一步推的是流通供应链上的大家都公认RFID。溢达在复旦大学有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毫无疑问溢达再次领先一步。
杨敏德深信,工业可以带动科研。所以溢达与很多大学开始搞一些研究中心,杨敏德还说,“美国工业发展好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他们的大学跟企业配合相当好。我们也必须学习,把我们大学的优势发挥出来。大学的研究不要光是搞理论,可以与企业配合起来。要使这些人才发挥更大的力量,把知识产权与传统工业全部融化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