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岛上的居民发财之前,阳澄湖东湖上的渔民和沿岸农民,早就看到了商机,阳澄湖水面被迅速“画地为牢”。大闸蟹行情一路狂飙后,2002年左右价格基本稳定下来,每斤螃蟹出水价为100元左右。粮价行情最高时候,一亩地才收益600多元,养蟹每亩水面却能有2000~6000元不等的收益。于是养大闸蟹逐渐成为当地多数农民的主业。
渔业村变迁史
50岁的张宝明在巴城镇美食街上开了一家吃蟹的船舫,所谓“蟹舫”,其实是一条100多吨的大水泥船,两层楼500多平方米的豪华餐厅建在船上。船停泊在岸边,船尾的露天餐区直接连在湖面上。张宝明如今有三个身份:巴城渔业村的渔民、巴城镇旅游公司综合经营办公室副主任以及巴城镇蟹业协会的副书记。马上到了大闸蟹成熟的季节,张宝明忙着修葺蟹舫,一些远方客户开始向他预订螃蟹了。
一直仰赖阳澄湖生存的,正是湖上世世代代的渔民们,渔民们组成的村子叫做渔业村。就像田地属于种地的农民一样,湖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渔民谋生的来源。张宝明从小一家9口人生活在不足20平方米的渔船上,“生小孩、吃饭、大小便,无论大事小事都在这条船上”。他所在的巴城渔业村有200多户近600人,在1962年当地政府给渔民们修建平房之前,渔民们在岸上既无田地也无房屋。
但是大闸蟹首先完全改变了渔民的世代命运。在大闸蟹卖出高价前,阳澄湖边的村庄与其他地方无异,种田农民的生活远好于渔民。大生产的年代,渔民捕捞鱼虾是为了上交给国家挣工分,“只有权利捕、没有权利吃”,只能统一上交后,再用挣来的钱从市场上购买。对于湖边种田的农民来说,也不能用粮食与渔民进行交换,渔民的粮食由国家统一供给。
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声,其实早在1972年就打开了海外市场,作为外贸出口产品,在香港极受吃客们的追捧。计划经济年代,阳澄湖大闸蟹通过国家的水产公司,统一出口给香港。那时湖内水草鱼虾丰富,大闸蟹不需要人工喂养,渔政局采购蟹苗后放到湖里,到成熟季节再让渔民捕捞上交。野生大闸蟹“放在玻璃上能爬,非常强壮,也不会缺脚”,公的约半斤重、母的大约4两多。张宝明记得,“卖到香港能换一块电子手表,可不得了”。由于蟹放养在湖里与一般人也并不产生经济关系。
渔民们“包产到户”后有了各自的水面,但是这种水面划分和平衡迅速被大闸蟹的兴盛打破。拥有水面的渔民很快成为最先致富的人群,从最底层进入了农业人口的最上层。巴城镇渔业村早在1986年就出现养蟹的人家,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益,到了1997年全村200多个劳动力已经全部养蟹了。如今整个巴城镇资产上千万元的老板也有,“四五百万元的老板也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太多了”。湖边村庄依据距离湖面的远近,经济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渔业村首先致富,紧挨湖面的村庄次之,离湖面较远的村庄最后开始内塘养蟹。
核心资源的争夺
对资源的占有直接意味着利益争夺。巴城镇蟹业协会会长龚炳龙记得,1988年他做水产批发生意时候,见过一个外地老板来阳澄湖“探宝”。这位老板花10万元建了一个非常长的“地龙网”,从阳澄湖东岸湖底一直通到西岸湖底,“一晚就捞上来8吨鳗鱼,3天就回了本”。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警觉,因为“甲鱼、鳗鱼、螃蟹在当地都不是稀罕的东西”。